首 页 科大桥牌 桥战风云 引经据典 大师解惑 骏宜谈牌 Crazy专栏 大众评说 个人空间
  叫牌问张德生
  桥牌测试
  精彩牌局
  大师论坛
 
 
精彩牌局

 康蒙李小毅之轨迹与周边

http://www.ccba.org.cn/action/f_info.php?tbl=dbase&s_id=20&id=23

 

于国明

自从康蒙、李小毅入选国家队后,近两年不断有人找我,希望我从老师的角度谈一下这对牌手。对此感兴趣的来访者,有媒体和业内人士,也有其他朋友。但不论对谁,我一概婉言谢绝。原因是我不想从“老师”这个被限定的角色来谈。用师生模式来锁定朋友关系,我不太喜欢,这样很累。这次《桥牌》杂志特来约稿,无论是从小漆的私交或是一个职业桥手的责任,我均无法再推脱,只好从命了。

在读之前,先定位关系,原因是这关系涉及历史;而历史,又与评价她们及其周边相关。

一、   互为师友十余年

1988年,我任北京青年队教练。当时桥牌的氛围非常好,队员们都很刻苦。训练之外,经常有人来家里问牌、打牌。康蒙当时还在上学,由其校友王建坚带到我家,很快就融入其中。当时,别人都是搭档两人一起来,逢打牌时,自然就把康蒙剩给了我。想不到,被剩下来的这个当时年龄最小的大学生,数年后竟成为和我讨论桥牌最频繁的人。

80年代,能从北京打出点名堂的高校牌手多数都很聪明,但也普遍存在基础欠扎实又急于求成的通病。康蒙当时也属于这一类,20岁的年龄,不可能理解桥牌之博大精深。如果在这个时期,过分依赖小聪明,过分追求眼前实战效果,则很容易形成忽视基础与内涵,而刻意走偏锋的倾向。这倾向,虽有助于近期获取成绩,但其后肯定会妨碍水平的发展。

当时,我建议康蒙:为了长久,应该夯实基础,重新学叫牌。具体做法,就是放弃他已熟练掌握的中华精准制,改打不附带任何约定叫的自然法。我以为只有这样,才能加强对各叫品来源的理解,才能使其选择与分析归纳能力得到全方位的磨练。

我也向其他人提过建议,未得到验证。实事求是地讲,在多数人心目中,桥牌同其他纸牌一样不过是游戏,没有多少人愿意用掌握一门学科所需地付出来对待桥牌,而康蒙却不,他认真地选择了这条看似自讨苦吃地路径,不仅如此,他还影响了李小毅等一批同龄牌手。

大约在两年后,康蒙、李小毅地名字传遍了北京的多所高校,这名气,不光来自牌技,还与康蒙的骂人有关。比赛过程中对同伴恶语相向的行为,让陌生人很快熟识了他们俩,这的确是件很丑陋的事。但我得知后,从中所体会出的却是一丝欣慰。这种奇怪的感觉来源于我从中感到了他们对桥牌全身心的投入程度以及用情的真诚。我深知他们之间的关系,生活中的任何得失都不足以他们苛求对方,只有遇到了牵动情绪的事才会出言不逊。而且,他俩一直认为该认真对待时,才会出现这种冲动。

从那时起到现在,他们始终这样对待桥牌,当然,本能的东西未必就好。任何理由都不能作为可以骂人的接口,这总归是一种不良行为。

我们认为桥牌是竞智项目,不是单纯的游戏。这种认定如果成立,则必有一个前提,即桥艺对每个人来说是无穷大,不可能有任何天才通过个人努力达到顶峰,个体、团队之间的研讨、交流与协作应该是某个区域乃至一个国家桥牌发展与进步的必要条件。

国外的职业团队之间定期举行研讨会。国内的这种研讨与交流,则仅限于职业牌手之间并且是一种自发行为。在北京队期间,我与之交流最多的是潘开建。知道现在,困惑处也不时请教。搭档过的队友沈小农、罗运纮、张伟力和胡黎明,均少不了交流。在没有电话的年代里,和上述每人都有过街头一站聊到半夜的经历。

1993年离开北京队后,主要的交流研讨对象就是康蒙和小毅。在这一阶段,我应该还有能力通过研讨,为他们提供些帮助。在我的记忆里,好像从未与他们交流过打牌内容。国内职业范围的交流只限于叫牌。对打牌技巧,多数人都认为是该自己去完善的。1993-1995年,他们的牌技在不断提高,但从未能达到现在业内所认定的职业牌手标准。不过,那时他们已经度过了打牌需要指导的阶段。

1995年后,康蒙、小毅和一些业内其他同仁形成一个固定打牌、研究牌的团队。其活动中心始终在我家附近。一开始是在王怡家,后来又转移到黄水怒狗窝一般的卧室里。常去的人有沈小农、李树源、赵金龙、彭立新和郭一兵等等。当时,我认为自己会彻底离开桥牌,家里所积累的资料多被康蒙拿走,连北京举办百慕大杯赛,我都未抽出是件观摩,生活中仅存的桥牌内容,就是偶尔到黄水怒家坐坐。我从来没打听过他们的活动规律,每次乘兴而至,总赶上他们全体都在,等我离开时,不管多晚,好像也总在他们散场之前。不知是凑巧,还是他们天天如此。不过,当时北京市各种比赛中一半以上的冠军都被这些不知道回家的人夺走。除打牌比赛外,他们俩这段时间看了很多原文书,书源有我多年的积累,也有王止戈的私人藏书,还有一些是托亲友从国外买回来的。这段时间和他们在桥牌上的交流并不多,但也能感受到他们并没有实质性的提高。这似乎是他们疯狂积累的时期,像一只在平台上反复震荡、蓄势待发的股票。

1999年我复出后,才又恢复了与他们频繁的交流。此时的我,一方面久疏战阵,另一方面对一些新的理念茫然无知。我不可能再给予他们什么帮助。相反,在我逐步恢复职业技能的过程中,倒是他们帮助了我许多。从这个角度上讲,他们也做过我的老师。从实力及成绩上可以看出,这段时间他们的牌技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亦即所谓质的飞跃。

二、   康、李现象的背景及原因

外界关注他们,是因为他们占据着国家队主力的位置。同时,在近两年全国赛场上,略有披靡之势。对业内的老牌手来说,这正是他们所希望看到的长江后浪推前浪的盛况。为此,探讨他们脱颖而出的内在原因应该是件有意义的事情。我的看法如下:

1.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环境来临,在获得信息、资源上,国内外牌手基本同步,他们俩比其他人更充分地利用了这一客观条件。

2.     北京桥牌界研讨环境相对好。康蒙和小毅始终有广泛地交流范围。1998年后,他们一直参加华远的集训,同老牌手频繁交流,有助于他们博采众家之长。

3.     近年来,国内桥牌产业趋势低落,导致职业牌手普遍进取心不强。因而他们的持续投入效果突出。

4.     在技术上,他们具有两代牌手的特点,所以实战中容易获取优势。

竞技桥牌只有几十年的历史。人类对其的研讨应该是相对浅薄的。自1978年我国开展桥牌活动至今,以技术特点论,我认为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时期。

1978年至1985年,是由娱乐桥牌向竞技桥牌转型的时期。当时,全国赛场上只有上海队一枝独秀。据说,上海出几个队就可以取走全国比赛的前几名。本时期的技术特点有三:

1.     参赛牌手多系解放前出生。技术上不系统,带有家庭娱乐的痕迹。普遍存在着叫牌基础薄弱,叫牌体制有明显缺陷,打牌技巧不够职业水准等问题。

2.     与国外桥牌完全隔绝,绝大多数牌手看不到任何国外资料。尽管自修条件不好,但牌手有强烈的求知欲。在社会上,也有非常好的公众形象。

3.     当时的对抗形式,基本是专业、半专业与业余队以及专业、半专业之间的对抗。说白了,当时全国赛场上是会打的赢不会打的;会得多的赢会得少的。

1986年到1994年是第二时期。这是我国竞技桥牌走向成熟并在世界桥坛确立位置的时期。北京、上海、江苏和四川的一些青年牌手逐步掌握了职业技能,成为后一段理论与实战的中坚。本时期的技术特点是:

1.     国际间的交流逐渐频繁。牌手们能看到一些滞后的资料,有了自我完善的条件。

2.     各甲、乙级代表队基本成熟。表现在大家所用的叫牌体系基本健全、规范、且经过一定程度的讨论。同时,体系相对粗糙、单一。

3.     由于大家的武器都差不多,所以对抗形式基本为功力的较量,即胜负往往取决于对叫牌理解的深度,打牌的难度以及叫牌、打牌的失误率。

4.     业内学习气氛很浓,从业人员普遍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在世界比赛中成绩稳定。

5.     各省、市与行业体协均有自己的选拔、普及、培训机制。各个机制虽尚待完备,但基本能正常运转。

第三个时期是1995年职业化之后。牌手由地方桥协、行业体协流向职业俱乐部,客观上改变了原有格局,出现了一批领年薪的职业牌手。其技术特点是:

1.     接受技术资料基本与国外同步,牌手自修条件空前优越。

2.     叫牌理念有了一定发展。首先是竞叫与防守叫牌内容增多,表现为干扰性、抗干扰能力增强,组合约定大量增加,以至于形成了叫牌体系之外的另类系统。其次,多用性或多义叫品的品种增加,使得信息量更为广泛。总之,因体系增容,叫牌武器开始向多元化发展。

3.     全国比赛中的对抗形式有所变化。由功力的对抗转移为信息的对抗。即叫牌中的信息量、传播信息的速率以及处理运用信息的对抗,在本时期内,功力不再是胜负的决定性因素。实践中,在对抗功力之前,先用进行围绕信息的较量。伴随着计算机发牌的增多,信息对抗要比功力对抗更直接、更见效。有功力而缺乏信息能力的牌手,可能未轮到施展功力就先中暗器,从而处于不利位置。

4.     产业低迷,牌手人心浮动。参赛单位和赛员人数趋向滑坡。各种违纪现象增多,使得双人赛必须更换记分形式。为此,整个桥牌产业的无形资产锐减,牌手的公众形象降低。

上述分期方法属个人见解。本文中纳入这段内容,仅为说明康蒙与李小毅的发展轨迹以及技术特点。

我认为他们属于第二时期的牌手。在90年代初期已成熟,到第三时期又有了进一步提高。换一种说法,他们是先于其他人具备两个时期特点的牌手。

第二时期的竞技特点是功力。我体会功力是一种积累,包括认识、技巧的积累以及选择、分析归纳过程的积累。积累增加到一定程度会产生理性的升华。功力是无止境的,目前所有国内外牌手都需要再提高。

第三时期的竞技特点是信息对抗。康蒙和李小毅之所以具备较强的信息对抗能力,是因为他们的投入比其他人多。举例来说,他们的体系展开部分NOTES(注解),可能比任何人的内容要多(未进行严格的统计,故曰可能)。

国外职业牌手的NOTES(注解),大约在几十万字规模。这块大部头文件,是牌手们平时珍藏而时时研习的,到比赛时,必须携带,以供敌方随时参阅。另外,设计判罚时,该文件还作为裁判检验己方对叫品的解释是否真实的依据。NOTES的完备与否,应该是职业牌手职业化程度高低的体现。国内二期牌手,多使用比较简单的体系,凭几条基本原则和逻辑性叫牌,所以准备详细NOTES的必要性不明显。我印象里,只有潘开建和张伟力在使用弱开叫时,有过精心的准备和大量的文字展开。逢全国比赛时,他们也的确将该文件带在身边。我国的三期牌手,所使用体系多较福中。但我们接触的牌手,多只满足于列出叫牌大纲而未就各局部做进一步展开。

打桥牌的确不同于做学问。不会打的人,背着书架去比赛也不成。然而,不论怎么说,NOTES的字数多,总说明所研究的内容多,且研究问题到位的可能性大。对所有人来说,骤然降临的事情,再简单也难对付。平时准备充分,临阵困惑少,实战中获胜的概率必然会增加。

上述内容应形成如下结论:具备两个时期的特点的牌手,比如研究内容广泛,且有较强的融会贯通能力。

我这里所讲的时期,与时代和辈份是不同的概念,本文仅用“时期”来反映某一时段内的技术特点,别无所指。“时代”通常是后人综合多种因素对历史发展过程所作出的区分。而“辈份”一词,则指家族与门派之内的代别关系。国内桥牌如何划分时代,应留给后人去评说。以我个人浅见,国内的叫牌到如今只经历了两代,即以1988年上海队重返甲级队并获冠军为分界线。也就是说,中国的职业牌手,也只有前后两代人。如果康蒙、李小毅眼前的成绩能算为成就的话,也不过是他们连续十几年勤奋投入的结果,千万不要认为是新一代牌手的脱颖而出。以今天桥牌产业的现状,连萌生第三代牌手之平庸者的土壤都不具备。

三、   康、李的自身价值与现职业牌手的社会价值

前面所谈的,是他们以往的成长轨迹与周边环境。谈到这里,不由地想谈一下他们今后的发展方向。

从技术角度分析,他们二人应该有不小的上升空间,身在国家队也理应尽职。下一步具体该怎么办?如果真让我发表意见,恐怕会令很多人失望。我的具体建议为:

本期国家队服役期满后,淡化经济冲动,争取在本职工作上多投入些精力。如果有时间,应该力求为业内做点实事,比如回北大讲讲课(如果北大能“容忍”桥牌上讲坛的话),在联众网上做些辅导,或者翻译基本有理论指导性的书籍等等。

每个牌手都是社会的一员,应该有为社会尽责任的义务。我并不轻视以大牌为生者,我在1984年至1995年就一直做专职牌手。如果桥牌作为一个呈良性发展的产业,那么职业牌手应是一个正常并附带荣誉的职业。如果该产业不仅发展势头迅猛,还在吸收国外资源,不断扩张,那么,职业牌手用劳动所创造的知名度,本身就具备投资企业所需的价值,该职业也会受到普遍的尊重甚至推崇。但是,如果该产业根本无成熟的运作模式,朝不保夕,而且社会对其存在视若妄闻,职业牌手的生存只能靠个别企业的非企业行为来资助,那么,职业牌手不仅没有社会价值,也无存在的必要。

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周边的尊重。如果社会需要你的牌技,你就该全力以赴地打好牌;反之,则应该通过其他途径来立足社会。康蒙和李小毅原本都是学物理的。康蒙现在所做的是资本运营,李小毅做的是计算机管理和软件。这两个行业的竞争都非常激烈,做一名称职的工作人员应该是份内的事。

不要认为我认定社会不需要桥牌。在做专职牌手期间,为讲授桥牌,我北渡辽河,南下柳江,东临渤海,西上贺兰山。我会过无数民间团体和成千上万的爱好者。打死我也不信,桥牌的市场会与围棋形成天差地别。我断言社会需要桥牌,需要大量的职业牌手。但那是将来,不是现在。桥牌本有个硕大的市场,但这个市场在各种文体娱乐活动的冲击下未得到妥善的保护致使日渐萎缩,修复起来尚需时日。

也不要认为我对中国的桥牌水平失去信心。我断言:中国人总有一天会站稳在百慕大的冠军领奖台上,但也不是现在。赶超世界水平是个系统工程,需要整个行业合力才能完成。

更不要认为我在鼓动职业牌手逃避。我在此承诺:保证自己会一如既往地去做普及与提高工作。

同时,我呼吁业内所有职业牌手尽起责任来:在我们的桥牌管理层还未掌握市场规律和运作技巧之前,我们多保留一些耐心,少点抱怨,多做一些建设性“叫品”,共同携手修复目前残破的市场环境,共同营造更多的桥牌资源和民族的桥牌文化。

我相信,我国桥牌的春天早晚还会来到。我衷心地希望,届时康蒙和李小毅还在桥坛驰骋并有所作为。

 

 
 
对于本站点的意见或建议,请向Crazy发邮件